他，
9岁开始玩足球，在中国足坛，他曾是“中场少帅”
在球迷心中，他是典型的“南派矮脚虎”
他的浮沉起落，是个人命格，也是国足之殇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谷正中
南非世界杯正如火如荼。
这一个月，是球迷的节日，但是，如果你是个中国的球迷，在夜以继日看别人表演之余，心里会不会多少有些落寞？会不会如同站在池塘边聆听蛙鸣，觉得热闹都是人家的？
南非世界杯，中国足球又当了一回看客，但又似乎不甘心永远当看客———几十年以来，一直这样轮回着———不论是芸芸球迷，还是曾经叱诧一时的“足坛大佬”。
彭伟国，这位被球迷称为“越秀山之子”的职业联赛时代广州最有名的国脚，已经渐渐褪去球星的色彩，若不是“恒大换帅”风波，可能已经被人们淡忘。
当他再次与记者促膝侃球，评论世界杯、指点中国足球时，多少有些“闲坐说玄宗”的意思。
但闲聊未必是闲话，彭伟国走过的路，是中国足球很有张力的一个截面。仿佛是一张局部“CT”，或许能看见中国足球一些久治难愈的病灶……
拔苗助长
南勇在日本问人家如何防止虚报年龄，日本足协官员说“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现象”。人家的青少年足球只培养人才，不是光要成绩。
羊城晚报：你是举国体制下传统体工队培养出来的球星，这是怎样一条路？
彭伟国：准确地说，我是自己的父亲培养出来的。
父亲彭志祥原来是公安足球队的队员，从小就想要培养我与弟弟(彭伟军)成为足球运动员。当时我家祖屋在先烈路，是一座大院，平房300多平方米，中间是空地。我记得5岁时，父亲就在院子里放着板凳，要我们练习练球、头球。7岁开始上小学，一早起来，每天要练一个小时才能去上学。小孩子都偷懒，不愿意起来，被他拍起来，不起来就打。看我们在练习后，他去买早餐。他出去买早餐，我们就偷懒，不练。没有练，身上当然不会有汗。怕他发现，就往身上浇水，“化妆”成有汗。被他发现了，还是要打……
在先烈东小学上学后，与弟弟一起去省体育中心考试，相当于现在球员的试训，吴鸿斌教练让我自己垫垫球，不到五分钟，他说：“行，进队吧！”1983年就进了业余体校，教练是马木生。从那时起，慢慢开始了职业足球生涯。
羊城晚报：体工队时代，文化课的学习一直是个问题。
彭伟国：是的，当时我们就忽略了文化课学习。体校教练大都也认为“读书有什么用？先把球练好！”老是灌输这种思想。其实，文化课学好了，对足球理解有帮助。现在去上教练A级班学习，有时在文字上的理解往往与讲师讲得会对不上眼。
羊城晚报：你现在是青年队的教练，有没有思考过中国该如何进行青训工作才有出路？
彭伟国：不能太功利。现在的市运会、城运会、省运会，都是为了成绩，然后以大打小，弄虚作假。麦超现在的压力就很大了，马上要打省运会，天天想着要夺冠。各地体育局拿了冠军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，然后就做假。南勇(注：原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)在日本问人家如何防止虚报年龄，日本足协官员说“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现象”。人家的青少年足球只培养人才，不是光要成绩。
羊城晚报：如果你是体育局局长，是否也会变得功利？
彭伟国：会的，因为会有来自更上层的压力。教练要成绩，领导要政绩。可是成绩、政绩都有了以后，却无法为国家队输送一个队员，算成功吗？这样的足球怎么搞？
拉帮结派
其实我在球队人缘关系是比较好的，球员都愿意与我在一起。我在一个球队从来不会拉帮结派。一个球队里，不可能跟谁都是朋友，但是到了比赛场上，就成了战友。
羊城晚报：1997年那支国家队是近年来最强大的一支中国队。但在十强赛中败得一塌糊涂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你反思过当时的失败吗？
彭伟国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。当时有太多的好球员，多到教练都不知如何选择。我还记得，最后连魏群、姜峰等人都落选了。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长期的封闭集训、拉练。连续三四个月，在欧洲、北京、大连关起门来练。当时教练戚务生、迟尚斌、金志扬、谷明昌、陈熙荣，天天晚上开会，无形的压力传染给球员了。
羊城晚报：从你们那届国家队开始，队内的不团结就不断被外界指责，是不是队内的不和谐降低了中国足球的竞争力？
彭伟国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。现在的小孩心胸、性格要比我们那一代要窄一点。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。当时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聊天，在一个房间聊天、打牌、喝茶，一起的时间多，感情深了。
我在国家队时与魏群、徐弘、姜峰、小范(注：范志毅)“玩”得多一点，并不代表与郝海东就关系不好。不可能20多个人都一起玩。可能朱广沪时代的国家队拉帮结派就严重了。
羊城晚报：关于你和朱广沪的故事，大家一直很感兴趣，当然不只是个人恩怨，更多的是关心中国足球发展的内部环境。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彭伟国：我与朱广沪的关系，也是所谓的拉帮结派的问题。他可能用你的时候，什么都可以，不用你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。
其实我在球队人缘关系是比较好的，球员都愿意与我在一起。我在一个球队从来不会拉帮结派。一个球队里，不可能跟谁都是朋友，但是到了比赛场上，就成了战友。
他(注：朱广沪)的思维就是自己的嫡系必需维护。他认为我与一些球员走得近，就是拉帮结派。我当时也找过他谈过这个问题：“朱指导，你不要认为这是拉帮结派。我希望我退役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是朋友，不要成为敌人。”
羊城晚报：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作为一个教练，队中有像你这样水平出众的球员，也有郑智那样可造之材，你会如何处理？
彭伟国：我会处理得比他(注：朱广沪)好。因为他没有作为一个球员的身份去考虑球员的心态。原本在球队的地位，是绝对主力，突然不让打比赛了。他没有经历过，我经历过。我会考虑这种球员的感受，他只考虑球员能不能用。
峰回路转
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球，长大了作为广州队的队员在越秀山踢球，现在做了教练当然想回到越秀山带家乡球队打比赛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这个梦想会实现。
羊城晚报：南非世界杯你一定也在关注，球迷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国家队成了看客。
彭伟国：高洪波带国家队后，中国队打过好几场出彩的热身赛，感觉是在进步。但是从1994年职业化以来，中国足球走了一大段的弯路。比如前一段时间的打赌扫黑，又如从1994年开始学哪个国家的风格。而体能测试是最大的一个弯路。搞了十几年，作用不明显！体能过不了关，是俱乐部的事情，球员没有打满整场比赛的体能，会自己去解决。过于强调体能，误导了球员与教练，认为足球特需要体能。当年教练选材只选身体素质好的，不看重有技术与特点的。
羊城晚报：体能测试是马克坚等前辈在探索中国足球发展道路时的产物。那一代足球人为何会选择这种方式？
彭伟国：可能是太封闭，对世界足球接触得太少，不知道职业化是怎么一回事。当时施纳普拉都被当成神来拜了。1992年去日本打亚洲杯的时候，日本J联赛刚开始，当年我22岁，看了J联赛的现场气氛好惊讶。那个时候，中国与日本的足球的水平是相当的。当时中国足协组织了12支甲A球队的教练去考察，一些教练回来说，不出几年日本肯定超过我们。果真如此。
羊城晚报：今年你有幸执教广州队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又突然失去了带队到越秀山打比赛的机会，心里有何感受？
彭伟国：2007年我才回到足球圈。回想起来， 2001年在深圳退役，当时退得比较窝囊。像我这样一个球员，突然在球迷的视线里消失了，媒体也在问彭伟国哪去了。当时也没有给球迷一个交代，从深圳开着车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回广州了。
现在想起来好后悔。当时我才31岁，再踢两三年没问题。深圳的总经理顾凯也帮我联系去澳超，自己没有去。
踢了这么多年，因为与朱广沪的关系，在足球上突然找不到快乐，想离开足球了。整整荒废了六年时间后，还是觉得足球场才是属于我的地方。
2007年回到越秀山(体育场)，还不是主教练，是领队，全场球迷却都在喊我的名字。当时很激动、很兴奋！1996年太阳神保级后，1997年我去了重庆，到2007年时，离开越秀山正好10年，球迷对自己还有这样一个态度。当时我接受采访时说，“感谢球迷记得我，也非常希望回到广州、回到越秀山”。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球，长大了作为广州队的队员在越秀山踢球，现在做了教练当然想回到越秀山带家乡球队打比赛。
不过这没关系，毕竟我还年轻，还在带着二队，也需要积累教练员的经验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这个梦想会实现。
悟语
歪风杂念不绝 如何收拾河山
彭伟国，中国足球职业时代与郝海东、范志毅、魏群、马明宇、黎兵等人齐名的优秀选手。对话彭伟国，是想探究两个问题：青少年足球培养何去何从？哪些内部因素在影响职业球员的发展？
彭伟国式的球星，成长经历大致相同。从彭伟国的父亲身上，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一个热爱足球、渴望振兴中国足球的普通人，是如何将希望寄托在后代的双脚上的。我们从不缺乏这种精神动力，但眼下的父母们，基本没有实践的勇气———将足球作为孩子将来的事业，风险大、不靠谱。传统的教育体制不会给予任何承诺和保障。
从彭伟国的讲述中也隐约可见：一直以来，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功利化色彩浓厚，靠成绩拿政绩，培养人才的功能十分模糊。“虚报年龄、以大打小”的歪风不止是在足球圈盛行，连体操奥运冠军也不能“免俗”，搞出了国际影响、留下了历史笑柄。我们究竟在欺骗谁？
彭伟国的经历中也有一抹国人耳熟能详的阴影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职业球员和职业球队内部，充斥着中国式的人情世故，拉帮结派、嫡系亲疏这样的勾心斗角，与假球黑哨一样有着共通的利益根源和劣根性。我们孜孜以求的足球职业化，不单单只是皮毛功夫，更大的差距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理解。
以彭伟国为代表的那一代球员，曾给中国球迷带来难以忘怀的快乐，他们的努力也曾让中国足球有了几分血性。但一位“80后”记者在采访他之前甚至不知其为何许人。这位记者说：“我从不关心中国足球。”
但别人的表演再精彩，毕竟是别人的。谁来收拾旧河山？而今从何迈步越关山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