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足球界目前最关注的一件事便是：蔡振华将在什么时间、什么样的足球场合中第一次露面？他针对足球的第一句谈话该是什么？他将以怎样的心态来介入足球？经历了崔大林长年的“事必躬亲”式的“分管”，中国足球界对于“分管”这个词有着其他项目从业者所不具备的敏感。而且，中国足球这个特殊的项目，管与不管、管多与管少、管好与管坏，都可能招致诟骂，足协历届专职副主席，甚至像此前分管的袁伟民和崔大林这样的部长级干部，都曾被毫不留情地问责、问罪。作为分管足球的领导，蔡局显然必须掌握特殊的“分管艺术”。
激进型崔大林一个有争议的特例
“崔局管足球的方式在总局分管领导中是很特殊的。”一位总局工作人员在和记者谈到“分管”的问题时如此表示。在总局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，崔大林是一个典型的激进型分管领导。
崔大林是从辽宁体育局长任上走进国家体育总局的，先任局长助理，后为副局长。袁伟民在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一书中写道：对于崔大林同志任用，当时总局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，认为他自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我认为他还是很有工作热情的，而且在地方体育主政那么长时间，会对中国体育有帮助的。从袁伟民的这段话里，大概可以了解到崔大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领导了。
“在崔局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结：能够带领辽足十连冠，为什么就不能带领中国足球打翻身仗呢？所以在其他人都对足球避之不及时，他便成了分管足球的最佳人选。”一位辽宁地方媒体人向记者描述了崔大林激进的原因。在这位媒体人士多年的采访生涯中，一件事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：在阎世铎时期，曾经在昆仑饭店召开过一次地方体育局长会诊中国足球的一个会议，别的体育局长的发言大多大而空、一概而论，而崔大林的发言则个性鲜明，极力呼吁足管中心一把手一定要深入到足球第一线，亲自解决生活、训练、管理中的问题，他当时还套用了一句话：“人家都说外交无小事，我看足球也是无小事呀。”
中国足协进入韦迪时代后，崔大林对足协的分管达到一个“高度集权”的状态，以致韦迪的一系列新政，诸如国奥打中超、足协六大中层的调整、成立职业联赛公司等等，都被认为打上了深深的“崔氏烙印”。“这样亲力亲为通常会招来两种评价，一种是，这个领导不容易，值得尊敬；另一种是，这个领导太不像领导了，什么事都要过问，真累。而在中国足球，后一种评价通常会成为主流。”一位足协工作人员如此精辟地总结道。
袁伟民的三把火和继任者的“常态分管”
一位在总局工作的行政人员以自己多年的心得分析道：按照中国各行政机关的做事方式，崔大林式的分管，绝不是分管的常态。“崔大林的观点是，足球无小事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还是有大事小情之区别，并不是事事都要分管者过问，而真正大的层面的政策调整和事关未来发展方向的改革，也往往不是分管领导个人能决定的。”
一些足协的老工作人员回忆，袁伟民刚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足球时，恰巧碰上著名的“5·19”中国与中国香港之战，这场比赛事关重大，袁在比赛前三天专门到足球队和教练队员开了会，但这场比赛中国队输了，并酿成了著名的“5·19”球迷骚乱。袁在随后的几天里的确战斗在足球一线，一边做球队工作，一边做球迷工作。还有一次，是1987年10月高丰文所率领的中国队最后一场比赛前，事关能否进军1988年奥运会，当时袁正在北京参加十三大，特意请假到日本亲自督战，到日本后在队里开了一个战前动员会。那场比赛后中国队第一次实现了冲出亚洲的愿望。“这是关键时刻，体现的是分管领导的重视程度。”
很多足球界的名宿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地提起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。袁伟民第二次出任足协主席一职后，掀起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，但这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，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明确提出，中国足球必须进行彻底改革。正是在这个指示下，袁伟民作为一个当时年富力强、有着光明政治前途的分管领导，承担重任义不容辞，他带领足球圈内人士调研、论证、开会。最后出席红山口会议的领导除了袁，还有时任体委主任伍绍祖、国务委员李铁映。而这体现的是———足球的重大事件是中央的决定，是领导集体的决策。
这是袁分管时代令人印象最深的三件事。而袁高居总局一把手之后，曾经确定了几个副局长作为足球项目联系人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分管。
李富荣，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深圳足球工作会议开幕式上，他发表了一篇很宏观的讲话；段世杰，一次在香河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闭幕式上，他有一个笼而统的讲话。这些讲话，基本属于适用于各个项目。除此之外，很难再找到他们与足球有关的活动。一位总局人士对此总结道：“指导加审批，这大约是一种正常的分管吧，或者说是所谓分管的常态吧。”
“作不作为都要挨骂，蔡局何不选择出手？”
“就蔡振华的年龄、性格、经历和做事方式，很像当年的袁伟民。如果他能以当年的袁伟民为参照，在危急时刻、重要关头和重大决策时，能够挺身而出，主动承担，果断决定，对中国足球就是幸事。”一位熟悉蔡振华的总局人士向记者介绍道。
事实上，蔡振华所面临的中国足球确实让他很难选择自己的分管方式。“既不能不管，也不能都管，既不能多管，也不能少管，大事不得不管，小事不必去管。难啊！”这位总局人士表达了对于此项工作难度的理解，“以袁伟民的能力和影响力，在他退休时，足球依然是他政绩的最大遗憾和心头之痛，蔡局纵有超出袁的能力，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彻底改变中国足球的面貌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。其实，如果追求有所不为，要招致谩骂，如果追求有所为，也可能招致谩骂，为何不选择后者呢？”
这个问题也许应该问最熟悉蔡振华的人。“蔡局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更是一个有头脑的领导，我们觉得中国足球不在于你事无巨细，而在于你在重要关口能否做出科学的、符合足球自身发展规律的决定。这一点在乒乓球项目上，蔡局可以说无懈可击。”乒羽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达了对蔡振华接管足球的乐观态度。蔡振华的成功经历在乒羽中心无疑是个神话，但在足球界，人们尚存疑虑也是难免的，所以整个足球界都在期待，期待着蔡在足球上的第一次出手或第一次谈话。
